以京昆为代表的中国戏应不应该“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这其实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戏的文化品性以及与其相应的美学特质。8月12日下午，在北京槐轩文化艺术空间（俞平伯故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围绕着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新出版的《中国戏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一书，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畅谈他们对中国戏的文化和美学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力图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戏。
在《中国戏七讲》的作者、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看来，中国戏接续了自诗经以来诗、词、曲一脉相承的“兴发感动”的情感抒发方式和记述传统，以一种“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的文化主题，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经验和心灵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认知、表达和交流、互动的方式；这种文化品性，使其能够打破雅俗之间的界限、庙堂乡野之间的藩篱，成为传统文化中人生命的组成部分和 “中国人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认为：李楯教授的《中国戏七讲》不仅解读了中国戏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也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断裂的危机意识——戏，由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蜕变成存放于历史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经过现代化洗礼之后很多传统文化事象的共同命运。不过，在她看来，中国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符号，其文化精神已然深入到中国人集体记忆和文化血脉当中。今天的人们，即使不具备戏曲的基本知识、不熟悉戏曲的基本主题和经典剧目，但仍然能从它那些独具汉文化特点的形式背后，体会到一种伦理的、审美的、生命层面的共鸣。今天，中国戏虽然从一个“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 “收拾起”，是昆剧《千忠戮·参赌》中的曲词，“不提防”，是昆剧《长生殿·弹词》中的曲词）的大众的、蓬勃的、旺盛的存在状态缩小到一个日益小众的范围，但它背后的那种文化精神是不会轻易断裂和消失的。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虽都被称之为“小道”，但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却说“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指出戏曲绝非仅仅只有博观众一笑的娱乐消遣功能，其人文精神实与正统文学之诗歌、史传相通。同样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也认为，中国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娱乐和审美形式，更兼有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从《文昭关》（先秦伍子胥故事）到《红鬃烈马》（唐代薛仁贵王宝钏故事），到《四郎探母》（宋代杨家将故事），再到《游龙戏凤》（明代正德帝与民女李凤姐故事）……戏，在为一代代观众演绎舞台上历史中人的悲欢离合的同时，也为台下中国人架构起了一条长长的历史的谱系和脉络，实现了历史信息和历史观、价值观的传达。正如李楯教授在《中国戏七讲》中所说的，“编戏的人、唱戏的人，与说书的人、乡村塾师一起，成为与“庙堂之儒”“士林之儒”并列的第三种“山野之儒”，“使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价值观和做人做事的规则在初识字、不识字的人们中间得以传播”。
美学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在艺术上的外显，在李楯教授看来，作为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一种表达形式，中国戏有其自成一体的美学话语体系和语法规则，与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戏剧理论实可以构成一种对话和互鉴的关系。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市政府文史馆馆员李宝臣认为，传统意义的中国戏，并没有那种泾渭分明的专业和非专业、内行和外行的界限，专业的技艺和功夫固然重要，但对角色、对情境的体验，生命经验与角色、情境的契合更为宝贵。过去很多非专业的票友对戏曲的热爱、专研和体验远甚于专业演员，真正做到了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比专业的名角儿更大，由此成为支撑中国戏发展的重要的力量，推动专业演员的艺术向更加精致化的方向发展。同样的，中国戏也没有那种由西方的“第四堵墙”理论造就的“台上”和“台下”、演员和观众界限分明的特征，相反，中国戏的戏台上下是一个表演与欣赏、演者与观者相互呼应、多重互动的整体。正是这种互动使得演者和观者双方都能得到提升，从而使中国戏的表演和欣赏水平都不断提高。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杜庆春教授谈到，目前全世界主流的商业电影的整个叙事底层逻辑都是以西方古典戏剧（三幕剧）理论为基础的，而在教学、科研和编剧实践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使他意识到这种外部引进的理论与中国人的本土叙事传统和审美经验之间的隔膜。李楯教授在《中国戏七讲》当中所分析的中国戏分场不分幕的结构方式，以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人独特的时空感知和处理方式，给了自己非常大的冲击和灵感。中国电影人如何利用中国戏的美学遗产制作出真正具有中国人文化基因和美学基因的电影，而非仅仅只是拍中国题材或者运用一些东方美学元素，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
诚如李楯教授在座谈会开头所言，“传统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总希望我们接续传承的同时，融入一个现代开放的社会“。作为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戏，不管经历怎样的时代冲刷，经历怎样的嬗变，其内在的文化品性和美学特质不能丢失，否则就会“借形去魂”“形同质异”，更有甚者，“形魂俱灭”。如何避免这种悲剧出现，是值得从业者、管理者、研究者甚至每一位观众深思的问题。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