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8”特大洪水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2023年8月5日，140年一遇的洪水已退去，北京房山涞宝路到十渡镇的道路已打通，十渡桥上，70岁的郑有水停下三蹦子：“那年来大水是六月十三（农历，阳历8月2日），我10岁，今年来水也是六月十三（7月30日），整整60年。”“地被冲毁了，玉米没了，去镇上买点萝卜白菜种子，把地整一整，赶上立秋种下，还能收点儿菜。”
如果不是各方纷纷拿60年前那场罕见的洪涝灾害跟刚刚退去的这场大洪水作比较，与郑有水不同的是，69岁的王福林已经很少想起这场灾难，所谓的淡忘可能存在于不少人的记忆中，但“63·8”（1963年8月）所带来的历史启示，已在海河流域防洪体系建设中固化为深刻的反思。
正好一个甲子。2023年7月底8月初，京津冀地区的海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63·8”后得以成型的防洪体系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问题。
洪水已然退去，灾后重建提上日程。“63·8”特大洪水如何推动了海河治理，“23·7”（2023年7月）特大洪水又能引发怎样的思考……
60年前水漫京城
历史上，北京水旱灾害频发。
北京的平原地处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的冲积扇上，山区处在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降水年际、年内分布极不均匀。据气象资料统计，北京的暴雨集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正是所谓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023年8月1日上午，门头沟区，永定河河水湍急。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暴雨是北京洪水的主要成因，多年汛期（6-9月）降雨量占年降水量超7成。北京市水文总站对北京市1950-2017年汛期降雨分析显示，7、8两个月降雨量占多年汛期平均降雨量的72%。其中，8月降雨量的多寡显著影响着汛期总降雨量。因此，7、8月的雨也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北京是顺利度汛还是与洪涝抗争。
1963年的8月正是如此。
1963年7月的北京，炎热之外甚至有点干旱。“那时候大兴的红星公社还种着水稻，我就记得社里广播说要组织灌溉保丰收。”今年72岁的闫玉宝对这个场景仍保有记忆，是因为很快北京就由旱转涝了。
报纸上留下的信息印证着闫玉宝的记忆。当年8月5日的《北京日报》这样预报当天的天气：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同时报纸还提到“城郊连降伏雨，对庄稼有利”。
此前的8月1日，《天津日报》曾发出预警。当天的报纸刊发了一则标题为《8月上旬将有大雨》的消息：“天津气象服务台发布8月上旬天气预报如下：本旬有两次较大的降雨，第一次在1日到3日，第二次在8日到10日，局部地区可能有暴雨……”
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河北西部地区暴雨中心北移 本市城郊六日七日再次降雨》。都视频截图
在当时的预报精度和预警体系下，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场雨竟来得如此凶猛。降雨从预报中的“对庄稼有利”，演变成现实中的“水漫京城”“河道漫溢”。
当时的气象文献资料显示，受较强西南低涡气流影响，暖湿气团沿太行山东侧，一路向北，途经河南、河北之处，均降下大到暴雨。8月1日，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主要路径由河南南阳，经许昌，到达河北邯郸、邢台。雨带以每天90多公里的速度移动，到石家庄地区时气流势力有所减弱。
8月2日，北京的房山便开始下雨涨水。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8月6日，北边突然灌进一股冷空气，冷热气流剧烈作用，原有西南低涡的北部又新生出一个西南低涡，向北京方向移动。北京的持续强降雨由此开始。
8日早晨，雨来到北京城区，并有愈下愈大之势。夜里，雨量骤然加大，瓢泼大雨下了一夜。到9日早上8时，北护城河西端的松林闸24小时降雨量达到325毫米。
1963年8月8日至9日北京市区暴雨灾情图。图源：北京日报
北京的暴雨中心不在主城区，而是在朝阳。其中来广营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年平均降雨量的三分之二。彼时的北京，朝阳、海淀、丰台都算是近郊区。9日，暴雨区东撤至东南部通州、大兴一带，但强度已明显减弱，同日夜间全市雨停。
北京市水利学会专家李裕宏撰文指出，暴雨主要降在京城近郊居民稠密区，雨量强度大。以松林闸雨型分析（24小时降雨量325毫米），其中4小时降雨量为141毫米，这一时段内降雨是城市河道最大造峰时段，对城区河道排水极为不利。
暴雨集中降在了京城北部、东北部及城区，加之受8月4日降雨影响，地面入渗少，河道径流量大增，加重了城郊河道排水负担，致使市区各河湖洪水猛涨，均发生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流量。
城郊河道普遍漫溢，温榆河洪水泛滥。
清河全线漫溢，清河镇3个毛纺厂及粉丝厂，因清河漫溢，部分厂区和职工宿舍被淹，最低处水深达1.2米。清河北岸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围，清河上游北大、清华、体育学院均遭水淹。
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清河之战》。都视频截图
北小河全线漫溢，位于坝河下游的楼梓庄地区是朝阳区排水的下梢，地势低洼，有5个村庄和1个农场被洪水围困，交通断绝，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解放军空军某部派飞机装载1200多公斤的熟食和药品投向这里。
大雨之后，北京空军出动了运输机向被水围困群众空投救援物资。图源：北京日报
凉水河水系的新开渠、水衙沟、丰草河全线漫溢，由西向东南经马连道地区至右安门西，东西宽约2公里，积水超过半米深。市商业局所属的马连道仓库是北京市副食品重要储存地，此时也全部被洪水围困。万泉寺、祖家庄一带一片汪洋。
通惠河水系的长河从白石桥至西直门北普遍漫溢。北京动物园被淹，园内水深没膝，兽舍进水，动物在水里游。城区护城河在右安门、左安门、东直门北、东便门等地段险情严重，处于即将溃堤决口的状态。马路上多处下水道检查井的铁盖被倒灌洪水顶开涌水。
北京军区空军某部官兵在护城河抢险。图源：北京日报
当时，家住凉水河边大红门的王福林9岁，他印象最深的是和家人一起借住到亲戚家里“吃大锅饭”。洪水过后多年间，因为身边人不时提起，他对那段经历又多了一些认知。
“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半土坯房，雨刚开始下的时候还能应付。”王福林说，随着雨势加大，屋里开始漏水。那时的9岁的王福林哪懂危险，和附近的小伙伴赤脚奔走，看着河道里的水逐渐涨满，不时还有漂来的东西。
李裕宏这样写道：“市商业局的870吨煤、4000公斤劈柴，市供销合作社的9000公斤冬瓜、茄子及100公斤鸡蛋被冲淹，北京城大街小巷漂着西瓜。”
直到屋子一角出现塌陷，王福林的父亲出门向亲戚求助，此时外边的河道已经漫溢，路面的积水已经到了膝盖的位置。
“我们一家五口到几公里外的亲戚家避险，人家住的是砖楼，淹不着。”王福林记得，一家人把家里能带的东西尽量打包带在身上。亲戚家的楼里又陆续去了不少避险的人。几天后，积水开始减退，王福林的父亲返回家中了解情况，“三间房子塌了两间”。
在大兴的闫玉宝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公社的水稻被水淹了，当年秋季作物大多减产甚至绝收。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河道漫溢，下水道排水不畅，北京城区和近郊区淹水面积达202平方公里，总淹水地点共398处，水深在0.5米以上的263处。市区范围内295个受损工厂中有85个全部停产，186个部分停产。全市受淹农田近百万亩，69个村庄被洪水围困，967户人家被迫迁移避险，倒塌房屋1.84万间，全市死亡35人。
319座水库垮坝失事
“受灾更严重的是海河南系，那边基本是汪洋一片。”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提到，尤其是一些水库垮坝，这对河道下游是毁灭性的灾难。
河北的部分区域便承受了这样的巨大灾难。
就在1963年7月下旬，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干旱状态，各级领导都在集中力量抓抗旱。8月上旬，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流域的最大暴雨倾泻在河北大地。
河北的暴雨中心有两个，南部中心在滏阳河上游邢台—临城以西的山区，7天总雨量大于1000毫米的笼罩面积达5430平方公里；北部中心在大清河上游保定—望都以西的山区，这一地区7天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的笼罩面积为840平方公里。
319座，是这次暴雨洪水中垮坝失事的中小型水库数量，占当时水库总数的35％。其中一座便是位于保定的刘家坝水库。
1963年8月5日，当按照河北省防汛指挥部通知刘家坝水库提起闸门的时候，水位已到108.98米，高出闸底高程0.98米。当天中午，水库开始涨水，起初较慢，到6日24时已经涨到了116.34米。两天时间，水位提高了7米多。
7日19时水位达到129.3米以后开始溢洪，但水势越涨越猛，每个小时水涨2米多。21时40分，水位达到133.89米后便没有了记录，此时溢洪水深4.59米。溢洪以后，内外联系中断。库区工作人员曾回忆，8日凌晨看到水平坝顶，洪水突破了防浪墙，大水漫坝而过，之后越冲越大。
“水还在涨，已经齐腰深了！人们开始惊慌失措，老人们开始哭喊老天爷救命。不一会儿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家的三间东房先倒塌了。借助闪电，我大伯和其他叔叔们招呼着所有的人都转移到房子的废墟上去。瓢泼大雨还在下。人们都绝望了，以为必死无疑了。不知不觉天渐渐亮了，雨渐渐小了。只见一个个披头散发，灰头土脸。”
保定退休干部王文凤在回忆1963年洪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她称，后来才知道，距我家百里之遥的山里有一个水库决口子了。
据当时统计，刘家坝水库垮坝失事共造成226人死亡。
回忆起60年前的洪水，衡水市阜城县建桥乡的李福才仍觉得害怕。“记得是8月11日，阜城县抗洪指挥部紧急命令全县各公社，集中全部男女壮劳力，死守阜城西清凉江东大堤、蒋坊以东清凉江南大堤。因为多年没闹过大洪水，人们为了种地运输方便，把清凉江大堤，掘开一个二十多米的大囗子，我们村的任务就是首先挡住这个大口子，然后整个大堤加宽加高两米。”
经过全县人民10多天的奋战，清凉江东大堤、南大堤保住了。“阜城不但保住了清凉江大堤，而且保住了津浦铁路安全，受到了国家的表彰。”李福才说。
抗洪战士在津浦铁路两侧修堤筑埝。图源：中国档案报
当时还是河北省会的天津，由于地势低洼，且海河南系洪水均通过穿城而过的海河干流汇流入海，防洪面临巨大压力。
1963年8月11日，国务院批复了中央防汛指挥部呈送的“关于当前海河流域水系特大洪水处理的紧急请示”，确立了“保卫天津市，保卫津浦铁路，尽量缩小灾害范围”的指导方针。根据批复，海河南系下游采取了贾口洼、文安洼、东淀等多处蓄滞洪区联合运用和有计划的扒口分洪等措施，使特大洪峰循序入海。
抗洪战士在河中搭起人架打桩。图源：中国档案报
经过研究部署，泄洪共分三步，且多点位爆破。8月14日，独流减河南堤率先扒开，向大三角分洪。后续的近半个月里，接连在子牙河段堤村实施爆破，向文安洼分洪；在津浦铁路25孔桥南运河堤实施爆破，向团泊洼分洪；在马厂减河大堤爆破向北大港分洪，炸开南大港海挡，让洪水漫流入海。同时，在南运河张村爆破，通过横穿铁路的东风渠泄洪。
抗洪战士正在搬运泥土，准备加固子牙河大堤。图源：中国档案报
数百万军民的抗洪，最终确保了天津市及津浦铁路的安全，降低了洪水破坏程度。但损失依旧是巨大的。
1963年秋，海河中心广场，天津市庆祝防汛抗洪胜利大会。图源：天津广播
据统计，洪水共造成漳卫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三大水系主要河道决口2396处。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和天津七个地区的104个县（市）受灾，邯郸、保定、邢台市内的水深达2至3米。农村地区损失更加惨重，受灾村庄22740个，2545个村庄全部荡毁，倒塌房屋1265万间。河北省受灾人口达2200万，死亡5030人。
《抗洪》纪念册——天津市防汛指挥部1963年印制。图源：天津广播
不安的海河
灾害频发，是海河流域的历史符号。
据历史资料记载，1368-1949年的581年间，海河流域共发生旱灾407次，水灾387次。根据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1985年编辑出版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和天津市博物馆1964年编印的《海河流域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等文献资料对灾害等级的划分，同样是明代至民国时期的581年间，河北省共发生全省性特大洪涝灾害23次。
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杨持白曾分析过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海河流域的特大洪涝情况：“从1700年以后到解放以前，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其中特大洪涝计有13年，平均约20年一次，灾年的间隔年数有很大的偶然性。灾害最重的多达130余州县或5000万亩农田以上。”
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在历史上遭遇灾害的频次更高。
这些都基于海河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海河流域河流“上多下少”，五大水系分别发源于流域北部和西部的山区，汇集了300多条支流，至河北平原地带逐渐集中。由于天津市地势最低，按照河流的自然走向，各河流逐渐向最低处汇流，最终由贯穿天津市中心的海河干流入海。海河流域就像一把巨型扇子斜铺在华北平原上，面宽柄窄，扇柄直指天津。
总面积30余万平方公里，海河流域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和辽宁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北京、天津全部属于海河流域，河北省91%的面积属于海河流域。
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之海河流域暴雨期极其集中的气候条件，让京津冀三地一度备受海河煎熬。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曾发文指出，上游来水与下游泄洪能力悬殊极大，有的相差一二百倍。因此，经常决口、泛滥成灾，洪沥水连成一片。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吕志茹教授提出，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则使灾情进一步加重，以永定河较为典型。她在著作《“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中提到，汉魏之际，永定河的名字为“清泉河”。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唐朝末年，很少能够见到永定河泛滥改道的记载。辽金以后，该河上游山区森林开始遭到大规模破坏，速度远远超过了自身的再造修复能力，致使地表枯枝落叶层和腐殖层被冲刷，河水变黑。
之后，随着太行山山区植被遭持续破坏，大量水土流失，泥沙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河水逐渐变浑。至元代时，这条河被改名为“浑河”，又称为“小黄河”。元代之后，森林植被的破坏更为严重，明代尤甚。由于河水挟带泥沙量大，造成河道不断淤积，河流改道的现象频频发生，遂该河又被改名为“无定河”。到清朝康熙年间，为了保护北京城的安全，在卢沟桥以下筑起坚固的左堤，并将这条河钦定为“永定河”。
对北京而言，危胁最大的就是永定河的洪水。
1890年，永定河洪水奔流而下，“彰义门、南西门外一带，平地水深丈许，洪水淹浸之处，室庐十不存一”“西南一望尽成泽国，城门壅闭者数日”。彰义门、南西门，即如今的广安门、右安门。
金、元、明、清各代对永定河的治理虽有不同建树，但据史料记载，1115—1949年的835年中，永定河决口81次，漫溢59次，改道9次。清代268年中平均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漫决或改道。
留在历史中的只是数字，但每一次的洪涝灾害，都在冲击着那个时代广大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根治海河
吕志茹提出，海河的治理是历代执政者非常关注的问题。自明朝海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后，灾情加重，政府开始逐步重视海河水系的治理。明政府组织在漳卫南运河上开挖了四女寺减河，成为分减漳卫河洪水的行洪通道。
除在南北运河上开挖减河分泄汛期洪水外，清代以前重点治理的是与北京城安危密切相关的永定河。
《中国水利史稿》中提到，永定河的堤防工程是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出现，并不断完善。五代以前永定河两岸没有堤防工程。辽代升幽州（今北京西南部）为南京，始有筑堤记载。金代以北京为中都，城市防洪日趋重要，北京上下堤防逐步兴建。元代定都北京，不仅北京安全头等重要，永定河下游地区安全也受到重视，这促使永定河堤防工程有一个较大发展。
1917年的海河洪水过后，北洋政府认识到系统治理海河的重要性，在修复堤防的同时，组织制定了流域治理规划。
“在海河流域的治理上，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仅从对永定河的治理规划便能看出，对上下游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案。虽然这些规划最终并没有及时落到实处，但规划成果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流域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打下了全面‘根治海河’的基础。”吕志茹在书中提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根除永定河对首都的洪害威胁，党和政府制定了“兴利除害”的建设方针，并决定修建官厅水库。
官厅水库控制永定河上游流域面积43402平方公里，约占全流域面积的92.3%，总库容22.7亿立方米。1954年4月12日，毛主席到水库视察，亲笔题写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自此，官厅水库在控制永定河洪水、保卫京城安全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河治理未曾间断，“63·8”洪水更是直接推动“根治海河”运动的发端。
“63·8”洪水发生后，毛主席数月内4次来到河北。他曾对河北省委书记阎达开、省长刘子厚说：“你们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的治起来。”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为河北省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图源：天津广播
1966年4月，《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出台，这次规划依据“63·8”洪水期间的水文资料，对之前的流域规划作了修订，由当时的水电部海河勘测设计院提出，确定了海河流域治理“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总方针，把治理标准提高到海河南系按1963年大洪水、海河北系按1939年大洪水的标准，这均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
此次规划把工程重点放在了中下游河道的治理上，首先打通入海口，逐步建立防洪体系。“根治海河工程为海河流域部分支流水系开辟了新的入海通道，不再是只能走天津城区，天津的压力就小了很多。”程晓陶说。
1973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十周年之际，第一阶段的“根治海河”运动基本结束。十年间，数百万农民工以民兵组织为基础，跨区域开展协作，用铁锨、独轮车，开挖出一条条人工河道。
至1972年冬，海河流域共开挖、疏浚中下游骨干河道31条。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便是海河五大水系——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全部开辟了单独的人工入海通道。潮白河系由潮白新河至北塘汇入永定新河入海；永定河系由永定新河单独入海；大清河系由独流减河单独入海；子牙河系由子牙新河单独入海；漳卫河系从漳卫新河直接入海。
海河流域的排洪入海能力也从治理前的4000多立方米每秒，增加到24680立方米每秒，相当于治理前的5.4倍。
海河治理前后对比。图源：天津广播
随着“根治海河”运动诞生的还有北京的第一份防洪排水规划。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规划所原主任工程师文立道撰文称，“63·8”洪水过后，北京市多个部门的100余位技术人员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提交了一份“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北京市区的防洪排水与河湖整治》。都视频截图
“规划考虑以解决城市1963年8月9日暴雨实际发生的灾害出发，和考虑暴雨中心移到城市中心区和城市上游后，可能发生的问题着眼，拟定采用100年一遇洪水作为城市河道防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要求护城河洪水位低于两岸地面1.0米，其他城市河道洪水位则要求不漫溢、不决口。城市河道排水标准，规划考虑彻底解决1963年8月9日暴雨时城区积水问题，并参照城市低注地区下水道的设计标准首次提出城市河道排水标准为20年一遇。”
然而，北京的防洪体系建设并非一直顺利。
为控制官厅水库下游官厅山峡洪水，北京获批建设三家店水库。1959年冬，水库工程仓促上马，因财力不足等因素于1960年下马。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又提出建设陈家庄蓄滞洪水库以解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问题，因“投资收益比不够高”未获立项。
最终，在北京市政府的努力下，永定河滞洪水库规划方案获立项，并开工建设。
海河“23·7”特大洪水
永定河滞洪水库于1998年建成，在2023年7月31日首次启用，连同大宁调蓄水库一起，拦蓄洪水超7000万立方米。
2023年永定河北京段水毁现场。图源：新京报
今年7月28日至8月2日，海河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次降雨给海河流域带来了超400亿立方米的水。水利部称，这是海河流域1963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发生了1963年以来最大场次洪水。
河北，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达9.7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1.5%，其中20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5.36万平方公里，为1963年“63·8”洪水以来的最广范围。
北京，昌平区王家园水库降雨达到745毫米，是北京地区有仪器记录140年以来最大降雨量。永定河卢沟桥站洪峰流量仅2小时就从1000立方米每秒上升为峰值4650立方米每秒，是1925年以来的最大洪峰。
2023年7月31日17时的卢沟桥。图源：丰台时报
“拒马河张坊水文站测得的洪峰流量达到6200立方米每秒。2012年‘7·21’特大暴雨时拒马河的洪峰流量为2570立方米每秒。从现象上看，部分河道断面处河底被水流向下冲刷达3米深，其水流破坏力也远超‘7·21’。”北京市水文总站副主任杜龙刚说。
拒马河的洪峰流量也达到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最高洪峰流量正是出现在“63·8”洪水期间，超9000立方米每秒。
最大、破纪录、历史极值……洪水演进的凶猛势头，让更多人想到整整60年前的“63·8”大洪水。
“这次市区没大问题，受灾最严重的是房山、门头沟，那都是山区，洪水又大又猛。1963年主要是城区排水问题，市区积水严重。”王福林说，这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洪水了。
2023年8月1日，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平原村附近，路旁有被水冲毁的汽车和倒伏的树木。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
2023年8月1日，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救援现场，猎豹救援队队员进行徒步搜救。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看到新闻说这是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在通州居住多年的闫玉宝打着伞来到了北运河上的东关大桥，“水已经漫到步道上了，河面又宽，还是挺吓人的。”而这次，闫玉宝对于北京灾情的直观感受更多来自网上传播的视频。
北京通报，此次洪涝灾害共造成近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万间。截至8月8日24时，全市因灾死亡33人，还有18人失踪。
河北通报，洪涝灾害波及110个县（市、区）。经初步统计，截至8月10日，全省有388.86万人遭受洪涝灾害，倒塌房屋4.09万间，全省因灾死亡29人，还有16人失联。
8月12日，水利部通报，将本次洪水判定为流域性特大洪水，并命名为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
防洪工程的“建”与“管”
“整体来说，海河流域的防洪体系在这次灾害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像1963年那样出现溃坝洪水，对下游的冲击将是毁灭性的。”程晓陶认为。
一位水利专家同样提到，如今，国家对于防洪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且有力量去做，“遇到这种灾害解决得还是很好的，如果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防洪体系，后果不堪设想。”
此次降雨过程中，北京水文监测的及时预警、通报，水库的蓄洪，为中下游的应对赢得了时间。河北先后启用7处蓄滞洪区，为1963年以来启用数量最多的一次，为减轻总体灾害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也因海河不同支流开辟了单独的入海通道，避免了大量洪水穿城的压力，经过科学调度，约25亿立方米的来水逐渐入海。
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对于河北受灾严重的部分地区，程晓陶指出，一方面是拒马河上游没有控制性水利工程，“上游没有调蓄，有多少就往下游流多少。”另一方面，三条主要河流汇合后形成的白沟河，行洪能力较低。
程晓陶提到的水库，曾出现在海河流域的规划中，但因地跨京冀两地，需要多方协调决策。河北省水利厅有关人士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因为两地意见不一致，水库建设没能推进。
一位北京水利系统人士也称，对于在拒马河上游修建水库，不仅是投资、审批的问题，与下游的用水问题有关。
程晓陶认为，可以通过这次洪水问题，重新考虑水库建设的事情。
与“建”相比，上述水利专家认为，“管”甚至在当下更为重要。他指出，经过几十年的新建、续建、扩建，海河流域的治理理念和防洪体系已经成型，防洪标准也已大幅提升。但是，由于管理薄弱，部分水库的调蓄能力、河道的行洪能力以及蓄滞洪区的蓄滞洪能力与设计标准相差甚远。“与花费巨大的代价继续提升防洪标准相比，通过加强管理，让当前已有的标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防洪能力，哪个更合理、更经济呢？”他说。
2021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徐和龙、杨志刚等人联合发表的《2021年海河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回顾》就提出，由于多年来资金投入不足、运行管护不到位等因素，流域防洪工程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据统计，目前尚有124座病险水库未完成除险加固，流域1级、2级堤防4100公里，达标率仅63.3%。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不足、进退洪设施缺乏，难以满足防御大洪水的需求，极易出现险情。
文章还指出，当前海河流域大部分河道尚未系统治理，且由于多年未发生大洪水，大部分河道径流衰减、淤积严重，河滩上种植庄稼、林木等违规侵占现象突出，大部分骨干河道现状行洪能力仅为规划设计的40%～60%。目前，漳河河道滩地内尚有37个村庄2万多人未迁出，卫运河、漳卫新河虽经治理，但河道内滩地淹没损失大，高杆作物、各类交通桥等阻水设施多，一旦行洪，极易形成小流量、高水位的局面，严重影响行洪安全。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滦河等河口尚未治理，河口淤积严重，加之河口滩涂开发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洪水难以快速宣泄入海。
2021年，海河流域遭遇持续强降雨，漳卫河发生历史罕见夏秋连汛。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袁军、朱晓春等人在2022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海河流域骨干堤防达标率仅为65%，河道治理地区差异较大，部分未达到防洪标准，河道泄流能力上下游不协调。“21·7”洪水期间，卫河干流堤防受高水位长时间浸泡，出现管涌、漫溢决口。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滦河等河口尚未治理，入海尾闾不畅，泄洪能力不足。
文章认为，流域内蓄滞洪区工程建设与管理较为滞后，28处蓄滞洪区中半数以上未建设进退洪控制设施或口门等工程，靠临时扒口分洪，分洪水量、淹没范围、退洪时机等难以控制，一旦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蓄滞洪区难以启用或无法正常运用，严重影响防洪体系整体作用的发挥。
而河口淤积、河道萎缩，行洪能力明显降低，以及蓄滞洪区运用困难等问题，袁军在2003年发表的《关于海河流域近期防洪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就已明确提出。
程晓陶同样认为，目前蓄滞洪区建设处于一个滞后状态。近20年快速的城镇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保障城市的安全，更多的钱花在供水、道路、供电、供气、通信上面。“从近些年情况看，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在中小河流，而不是大江大河了。”他指出，对中小河流的治理目前还集中在重点河段，谈不上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治理。
上述水利专家指出，蓄滞洪区范围内聚集了大量产业、人口，“本来设置蓄滞洪区是为了减少损失，现在反倒是蓄滞洪区一旦启用，损失同样也很大。”
强调在“管”上下功夫之外，受访专家同时表示，由于气候变化，水情、工情以及流域城市化建设和下垫面变化等因素影响，流域防洪减灾的确面临新的挑战。如果能够对照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推动流域防洪规划更好完成修编，则是一项利于长远的基础性工作。
重建家园
平整了被冲毁的土地，北京房山区十渡镇九渡村村民郑有水种下的萝卜已出苗，绿油油的。“庄稼没，有菜的收成也好。”
在河北涿州码头镇，村民张景光已经从安置点返回家中。8月1日，记者联系她时，她和家人被困，等待救援。好在房子被浸泡后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与收拾家里相比，她更担心地里的情况，“玉米基本被淹到顶了。”
了解到其他村民在小麦播种季来临前插空种了蔬菜，张景光也准备试一试。“现在地里还太湿，过两天准备种上几亩白菜，白菜长得快，能有点收成总归好一些。”
洪水退去，受灾群众一刻不等，他们想尽快回归日常。政府层面，灾后重建也已行动起来。
“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可持续发展”。在8月9日的防汛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介绍了北京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总思路。
夏林茂提到，要经过一年左右时间攻坚，基本修复影响防洪的水毁水利设施，完成损毁房屋修缮加固和农村居民自建住房原址重建，科学选定集中安置点位，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保障能力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让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用三年左右时间，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区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受灾地区发展能力明显改善，为群众营造出舒适的居住环境。
对于长远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日前在市水务局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调研时提出了部分要求。
“从源头上降低重大风险隐患”，尹力提到加强数据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功能，建立城市洪涝风险模拟预警系统。科学规划防洪排涝体系，统筹抓好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水平提升。高标准规划和建设水库、堤坝等防洪设施，提升山区道路桥梁等建设标准。加紧编制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强化城市韧性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刚性约束。
河北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灾后重建领导小组，明确了2024年汛期前，全面完成水毁防洪工程重建工作；2025年汛期前，完成各项重建任务。
在8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贾乐堂介绍，当前，要组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底数、测算损失，为制定重建方案提供基本依据。
对于洪水淹没区域，河北提出“随退随修复”。“深入分析受损原因，完善排水防涝系统，合理规划防御工程，提升基础设施防洪标准，有效避免重复受灾。”贾乐堂说。
与财产损失相比，张景光庆幸“好在家人没事”。
记者/行海洋
编辑/刘茜贤
校对/刘越
